改革开放以来，书法进入复兴期，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回顾这30多年的发展，可以说：总的来说还处于恢复期。由于此前有较长时期的发展断层，在技法的传承、书风的延续等方面，都存在太多的薄弱点。因而艺术创新缺乏底气。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一股“现代书法”的风潮，在书界有着较大的影响。然而终于没有形成气候，而渐趋销声匿迹。

　　究其原因，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是书界在艺术创新方面尚缺乏足够的传统根基和技法储备，同时，国人的审美心理仍然以怀旧为主要诉求，对大胆的艺术创新尚缺少接受的心理准备。因此三十年前的那一次变革的尝试，可以说是欲变而不知变。其失败的结局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那一次短暂的创新实践却并非一无是处。别的不说，其敢于创新探索的精神对后人的启迪就是极其可贵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书坛基本上以回归传统、膜拜经典为主，书家争相以追摹古人为能事，艺术上少有创新。二十一世纪初首届青年展设立“创新奖”，希望在思想活跃的年轻人作品中发现石破天惊的创新之作，最后却使评委们大失所望。时至今日，纵观书坛，仍然是保守之风笼盖四野，而缺乏创新活力。

　　八十年代的那次“现代书法”风潮虽然已为陈迹，然而仍然有人把其中的创新精神坚持下来，在艺术创新的道路上探索前行，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其中一位突出的代表就是党禺先生。

　　党禺先生是一位思想非常活跃、不甘保守自封的艺术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书法风潮中，他深受启迪，并积极参与创新探索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那时候他写的论文《狂怪和美》在《书法研究》上刊发，在全国书界引起较大的反响。

　　党禺先生在艺术上有一股“独特偏见，一意孤行”的劲头。这些年来，他不是跟着书法时尚走，不是流行什么就写什么，而始终在追寻自己心中的艺术之梦。他以汉字和传统文化为素材，以笔、墨、纸、水为工具，游走在意、象、形、神之间，编织其独具特色的艺术世界。为此，他不惜疏离于主流书风之外，与名利双收的书法盛筵绝缘，踽踽独行于荆棘丛生、寂寞荒凉的创新探索之路上。在当下喧嚣浮躁、物欲横流的社会氛围之下，做到这一点极其不易。

　　党禺先生对书法艺术有独特的理解。他认为书法绝不仅仅是对传统经典风格的描摹和再现。“真正的艺术创作，是源自艺术家内心深处一瞬间的情感迸发——心理力”。“灵感一旦被激活，艺术家瞬间出现的‘心手相应’是既单纯又复杂的，也是不可能完全重复的。”“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就成了唯一的，不可能完全重复的，具有独特品质和灵魂的艺术品”。其实古人在这方面早有精辟的论述。杨雄提出：“书，心画也。”赵构说：“甚矣字法之微妙，功钧造化，迹出窈冥，未易以点画工，便为至极。”朱长文说：“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哉!”这些论述都是超越了技法层面，而从心灵的层面来看待书法。党禺的书法虽然仍以汉字为形式，然而汉字在这里，只是意象的依托而已。按照传统的美学理论，形象只是“筌”，而其中蕴含的神彩和意涵才是作者所竭力追寻和捕捉的“鱼”。他极力引导读者“得鱼忘筌”、“得意忘象”，和作者一起去体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心灵之旅，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点画、结体、章法等等形而下的层面。为此，他尽可能简化书法作品的形式语言，仅仅用一两个字或一句禅偈式的句子作为引导读者思索探寻的路标。而且我们从他所选的字中也能深深感受到作者不同常人的生命关怀和终极思考。如“迷”、“醉”、“通”、“驰”、“心无挂碍”、“云在青天水在瓶”等。当然，他也有一些多字的作品，作者在多字的作品中也表达了自己的审美诉求。但若论作品的空灵、超越和意境深远，我认为还是以少字作品为最佳。

　　其实，党禺先生有着非常扎实的传统功底。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即开始习书，临习过大量的古代书法经典，同时从事书法理论研究，曾参与编写《书法知识千题》、《书法教程》等著作，他早在1990年就编写了《书家必携》，在同类书中是最早的，至今对书法界有广泛影响。由于生在中原，他深受中原书风和北方人审美习惯的影响，一开始习书便从魏碑入手，对《龙门二十品》、《张猛龙》、《郑文公》、《张黑女》等十分熟悉，并下过很深的功夫。在此基础上他上溯秦汉，下览隋唐，在汉隶、唐楷方面也下了不少苦功，从而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技法功底，同时奠定了雄健、浑厚、端严、方正的书风基调。他屡次以“汉唐雄风”命名其个人书法展，说明他有着尊崇书法汉唐正大气象的深深情结。

　　我们知道，书法艺术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其传统已经形成一条包罗万象的滚滚洪流，就大的方面而言，有帖派文人书的传统，也有碑派民间书法的传统;有庙堂书法的传统，也有浪漫主义书法的传统;有主流派的传统，也有非主流派的传统。因此，要正确全面的理解书法传统，就不应该仅仅盯住某一个方面，更不应该只承认某种书法风格是书法传统，而把其它风格排斥在外。一个立志于创新探索的书家往往不会在已被多数人认可和熟悉的风格中讨生活，而要到相对冷僻、非主流的风格中去挖掘创新资源。有鉴于此，党禺从碑派传统入手去寻求书法的真谛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党禺毕竟是创新意识极强的书家，尽管他的传统技法功底深厚而扎实，但他很少以中规中矩的步趋某家某帖的面目示人，也极少见他有临帖的作品入展入集。也就是说，尽管他在技法上尽量从古人那里汲取营养，然而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个人的面目。党禺先生生性豪放，大笔濡染，大处落墨，重按猛提，如苍鹰攫兔，虎跃狮搏，淋漓痛快，气象峥嵘，决无拖泥带水。因此其作品多有方笔，甚至其草书中，方笔也随处可见。孙过庭云：“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使转为形质，点画为情性。”也就是说，草书以使转为主，不以塑造点画为重点，为了使转的畅达，一般来说草书以圆笔为主，而不重方笔。然而党禺先生则与众不同，他偏偏以方笔写草书，于厚重磅礴之中求流动使转，故其草书之势如奔雷坠石，排山倒海。其实草书亦并非不重点画，故《书谱》又云：“伯英不真，而点画狼籍”。专工草书的张伯英，其实是“点画狼籍”，也就是说在点画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党禺对草书的理解，达到了一个常人不及的高度。

　　结体的险绝嶔奇，时有逸出常规，出人意表，是党禺常用的造型手段。以党禺不守故常的艺术秉性，让他中规中矩、按部就班地写字是不可想象的，故其字体造型常逸出常规之外，超乎意料之中。或畸长畸短，或忽高忽低，或收放异趣，或纵敛殊形，从而使其字形总是充满动感和势能，引之能走，破壁欲飞。即使是他笔下的汉隶和魏楷，也并无静态的感觉。古人云“楷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而在党禺笔下，不论任何书体，永远是如行如走。

　　值得一提的是，党禺先生曾拜王学仲先生为师，得到黾翁真传。黾翁先生书法也是从魏碑入手，化裁墓志、简帛、写经，充满厚朴稚拙之气，而且王老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曾积极参与现代书法的创新探索实践。而这一切，与党禺先生的性格和艺术主张正相吻合。可以说党禺先生的书风，深受黾翁的影响，尤其其行书的疏淡简放，朴厚稚拙，深得王学仲先生的神韵。

　　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书法热，虽已有30多年，但总的来说仍处于恢复期，书坛仍然热衷于重温经典，而无暇顾及艺术的开拓创新，因此，以探索创新为主要旨趣的现代书法至今在中国书协三大展中尚无一席之地。幸赖有党禺先生这样执着的探索者，不计得失，义无反顾，在探索的道路上留下“踽踽独行”的可贵身影。然而，党禺先生也并非孤军奋战;这些年来，党禺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支持、赞赏和鼓励。他在北京、广州、武汉、海南、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地相继举办展览，所到之处，受到观众和书界的热烈欢迎和充分肯定。党禺的艺术探索之路并不寂寞。

　　2014年4月，“汉唐雄风”党禺书法展在广州开幕，笔者有幸获邀参加，在穗盘桓数日，在枫丹白露酒店与党禺兄及学者沈景春先生谈书论艺，对党禺先生又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临行赋诗一首《白云机场留别党禺先生》，诗曰：

　　银箭喧呼破雨帘，九霄喜见艳阳天。

　　枫丹白露留高士，汉魏雄风入散仙。

　　愧我愁心嗟日月，羡君椽笔走云烟。

　　独山自有达人赏，何必争辉国展前。

　　党禺书展虽名为“汉唐雄风”，然其书法实自汉隶魏碑植基，故谓为“汉魏雄风”。独山属河南南阳，产玉，为党禺家乡，故以独山喻之。

　　甲午仲夏于中州玉衡居